北宋御边西北形成了政治上怀柔羁縻军事上

唐末五代以来，中原王朝逐渐失去对西北地区的控制，吐蕃、党项、回鹘、吐谷浑诸部盘踞于此，经营政权。宋夏边界，至元昊立国才真正明朗，形成了一道“东起麟府，西尽秦陇”、长约两千多里的边防线。

为了戍守这一防线，北宋在今陕西、陇东境内分置鄜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凤四路派驻重兵，控扼西北。党项内部诸姓林立，分布生态亦有不同，其人骁勇善战，智诈果敢，给西北边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

北宋御夏的军事对抗与战略转型

景德元年，凉州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诈降于夏，致继迁中矢而亡。然而，北宋并未借此积极制夏，反于次年订立宋夏和议。这种姑息政策，既有安定西北边陲之利，又有懈怠军备、纵夏壮大之弊。北宋坐视德明兼并河西，竟至“瓜、沙、甘、肃、于闐诸处，渐为控制”，西北动荡急剧升温。

治平四年，英宗病逝，神宗即位，御夏策略逐渐由守转攻，虽然实现了拓边熙河的地理优势，也带来了盟友离心的负面效应。神宗不顾权御史中丞司马光、知延州陆诜等人的反对，密令知青涧城种谔招纳横山蕃部、筑城绥州，埋下了宋夏交战的种子。

元丰四年，北宋五路伐夏，从北方、东北、西北三面进攻，亦未实现吞夏构想。北路因将帅忌刻、粮运不济、天气寒冷，惨败于灵州城下；东北路亦因浓雾大雪、劳师远征、粮匮补给等问题仅得通往横山的四寨；西北路折损相对较少，获得了筑城兰州、协助熙河以制夏的目标。

五路伐夏的巨大代价并未阻止神宗君臣的拓取野心，次年八月，进筑永乐城，却为夏人围困拔城，损失“蕃汉官二百三十人、兵万二千三百余人”。

元丰八年，哲宗嗣位，祖母高氏主持朝政，推翻攻策，转而实施绥靖安抚的御夏方针。迫于西夏的进攻压力，高太后等于元祐六年转而采纳环庆经略使章楶的浅攻战术，可惜未及有显效，太后便薨逝。亲政后的哲宗立刻着手恢复强硬边策，整顿边防，修备武略，并倚赖章楶浅攻战术取得了绍圣、元符的开边成就。

徽宗一朝，同样采取了先守后攻的战略。元符末与建中靖国初，北宋暂取守策，放弃鄯、湟二州。守策随着徽宗渐秉实权旋即更张，崇宁二年至三年间北宋不仅武力收复了鄯、湟二州，还收复了河南三城，并以兰州为跳板继续向西拓进，意图控扼横山。自政和四年至宣和元年，宋夏交战频繁，互有胜负。

宣和二年，宋金订立“海上之盟”，夏惧于唇亡之祸，故有联辽抵御宋金之请。宣和六年，夏向金称臣，两国联手制宋。之后，西夏于宣和六年、宣和七年、靖康元年积极发挥了金之右臂的作用，先后进攻北宋朔武，丰麟二州，以及“天德、云内、武州、河东八馆之地”与“震武城”。由于金朝未能兑现对夏予地的结盟承诺，导致夏金联盟疏离，为南宋与夏的联盟埋下伏笔，宋金则在争取西夏方面继续较量。

要之，相较于宋辽战争，宋夏军事对抗历时长、消耗大，且未有止战之良策，很难以外交谈判代替暴力对抗，并长期有效。因此，北宋的御夏战略不得不历经数次转型，即前期的友好共生与收编开战，中期的被动防御与相持对峙，后期的兼采攻守、攻略为主。

北宋御夏的盟友争夺与信息对抗

除却正面交战，盟友争夺与信息对抗也是北宋控扼西北的重要手段，运用得当，可以减轻西北的边防压力，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一、盟友争夺

北宋一朝，进入宋夏争夺范围的西北势力主要有凉州吐蕃、甘州回鹘、河湟吐蕃以及未被西夏收编的党项诸部。笼络西北诸蕃是北宋以夷制夷的关键一环，其实施取决于宋夏关系的战和态势。

随着宋夏景德和约的签订，以夷制夷受制于宋夏战和的特点日益凸显。这时，北宋渐由制夏变为和夏，不但严禁河西诸部生事，而且对遭受德明侵扰的吐蕃与回鹘，仅赐以茶药，未施援手。

观上可知，北宋与凉州吐蕃、甘州回鹘，虽然高调结盟，却未能同仇敌忾、协力御夏。至于痛失奥援的责任，一方面在于北宋盟心不固、御夏不坚，另一方面亦与党项对二部不遗余力地摧折、打击密切相关。

但是，当边防稳定时，北宋边将对待蕃部的态度又趋于粗暴，汉蕃裂痕加深，为西夏的反制创造了条件。因此，作为经制西夏的关键一环，招诱蕃部虽有推助之力，却因北宋维护不当未能发挥最大效用。

二、间谍与觇候

在宋夏、宋蕃战和的大背景下，北宋西北的信息对抗以御夏为主，防御吐蕃为辅，呈现出情报收集与传递、间谍招募与派遣等外向型特征，以及防止信息泄露、敌国间谍渗透等内向型特征。为了保障用间效率，北宋在经费保障、间谍招募、用间奖惩等方面都做了较充足的准备。

御夏之外，北宋西北的信息布控，还有防御吐蕃的任务。为了保障西北的刺事效率，宋廷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。宋夏信息争夺非但不逊于宋辽，反因战事频仍，更加激烈与频繁。宋夏百余年的战争交流，为彼此的用间、除间，乃至反间提供了施展的平台，而如何提高间谍效率亦为当时各方势力探研不倦的课题。

御夏制蕃的经济钳制与内政调整

宋夏贸易弥补了单一军事手段的不足，辅助北宋部分实现其战略意图，效果并不理想。相比之下，宋蕃贸易既是经济交流的内在需要，也是增强实力、维持秩序的重要手段。御夏背景下的内政调整主要聚焦宰臣兼枢密使的破立，就中书与枢密院的通力合作进行考察。

一、御夏背景下的贸易举措

在宋夏贸易的几种形式中，贡使贸易满足了西夏贵族的生活需求。榷场与和市贸易满足了“蕃汉客旅”的商贸需求，不同的是前者由政府严密操控，后者较为自由。私贩贸易则以手续违法、商品违禁等形式存在，为北宋屡禁不止。以上贸易形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宋夏战和关系的影响。

澶渊之盟后至元昊自立前，宋夏贡使贸易的氛围较为宽松。元昊称帝后，贡使贸易虽仍在进行，其规模却远逊于其父德明时。之后，元祐时的绥夏政策又为贡使贸易注入活力，掀起了新的贸易高潮。

宋蕃贸易，既是经济交流的内在需要，也是增强实力、维持秩序的重要手段。就形式而言，宋蕃贸易存在贡赐、榷场、民间私贩等多种形式。就内容而言，马匹、茶叶、牦牛、骆驼、乳香等物品是主要对象，其中马匹贸易是北宋经制西北的重心。

要之，宋蕃马匹贡赐，政治秩序是表象，经济代偿才是实质。夏马难得、吐蕃马足、宋方马匮等客观事实，加之宋蕃联合以制夏的战略部署，这些共同催生了北宋中期宋蕃马匹贸易的兴盛。

二、御夏背景下的内政调整

伴随着御夏策略的变化，北宋在内政方面亦有较大调整，以庆历年间宰相共预边事的呼吁与措置为显例。宋夏开战后，韩琦、范仲淹或寄任边陲，或操柄二府，庆历诸人亦相继归朝，或居馆阁，或为谏官，为国谋忠，尽心竭力。

宋夏罢兵言和后，北宋对外御边、对内除弊的意志削减，而锐意革新的庆历党人虽有救亡图存、节用裕民之良方，却必不见用于时，因此，他们或主动辞荣，或被动贬黜，无一幸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