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,庄子陶渊明苏东坡

前言

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，无论是庄子、陶渊明、苏东坡，他们都经历过贫穷的困顿生活，饱经人生忧患，在身体和心灵都经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之后，从而进入一种达观的境界，此时的他们已经能够泰然面对贫穷富贵、生生死死的考验，真所谓处变不惊，安贫乐道，而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，都达到了同时代的顶峰，并且由庄子所开创的达观之精神，被陶渊明、苏轼所继承，并且发扬光大，直接为后世的文人墨客建立了文学作品优劣好坏的评价标准，对自由无为的境界的追求，对山水自然的描绘与向往，对赤子之心的感情流露，都成为后世文人写作的最主要目标，也因此，达观精神遂以成为照耀中国古代文学的闪耀光芒。

一、陶渊明的达观精神的养成

东晋诗人陶渊明所面对的时代与庄子不同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士族门阀统治的时代，名利富贵官职都被士族门阀所垄断，底层人民几乎没有跃入上层社会的可能，而且当时社会流行着那种歧视寒门庶族的风气，令身处下层的有才之士十分气愤。诗人陶渊明在经历了五次做官辞官之后，看穿士族门阀统治制度的腐朽黑暗，根本没有正直之士的出路，终于下定决心，不肯再为五斗米折腰，不肯再去谄媚无耻官僚，毅然辞官，回归乡野。在这一点上，陶渊明继承了庄子的作风，不与统治阶层合作，断舍离的十分坚决，令人敬佩。这就是陶渊明最终走向达观精神的社会动因。其次，魏晋时期玄学盛行，即道家思想成为当时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的思想利器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，大力批判名教的虚伪利己，而战国时期的庄子自然成为魏晋文学家们学习效仿的楷模，陶渊明也不例外。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，陶渊明找到了如何面对魏晋乱世的精神处方，他写道：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这种宁静淡远，无忧无惧的状态，正是道家思想所极力提倡的。任他风波浪起，我自岿然不动，在心灵世界中求得一份安稳。诗人陶渊明所崇拜的正是庄子，他的归隐生活其实也是在仿效庄子的归隐生活，在贫困中获得独立人格，获得精神自由，从而达到达观的精神境界。

以悲天悯人的眼光来看待世人的不幸。陶渊明以自己的田园诗向庄子学习君子如何处身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即是一种超然物外的道家境界，此时的陶渊明已经深得庄子思想的三昧，文学性的语言也类如庄子的寓意深远。与庄子不同的是，他还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希望，在《桃花源记》中，他所描绘的桃花源这种美好的地方，其中人们的生活状态，与外部世界的生活并无二致，其和谐美满，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，也与和平时期的外界人际关系的状态相差无几，这类的描写，实际上反映出陶渊明渴望现实社会走向和平、不要有战乱的美好愿望，也可以说，和平稳定时期的人类社会，就是人们理想中的桃花源，就是幸福的乌托邦，其文章中所闪烁出的人文主义的理想，其希望社会太平持久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这在当时当然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。陶渊明的心路历程是一个从信奉儒家思想，积极改造社会，试图平定乱世的有为思想，到无力回天，深深挫败的沮丧，再到毅然决然的拒绝合作的觉醒的过程，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，在庄子道家思想的感召下，陶渊明终于完成了自身精神境界的飞跃，即向庄子靠拢，向空净的道的思想靠拢，走向类似庄子的达观境界。

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，陶渊明以自传的方式描绘了个人的特点与追求，显示其卓然不群的人格。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”，其如孟子所言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可见陶渊明已经完全觉悟，视生死贫富为平常事，不为所动，超然物外，已至达观之境。如果说庄子以寓言式的哲学来启迪后世文学，那么陶渊明则以田园诗的文学形式来传达道家的思想，以达观的精神境界直接启迪后世的诗人，可以凭借山水田园诗歌来表达自身的真性情和独立人格，唐宋诗人如李白、苏轼等均受其影响。诗人陶渊明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，他上承先秦庄子之道家风范，下启唐宋诗人之山水情怀，亦成为后世诗人所效仿的诗人典范。

二、苏轼的达观精神的养成

苏轼的达观境界的养成，来源于他人生的转折点。苏轼的一生分成两个阶段，以乌台诗案为分界线，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读书、中进士，年纪轻轻就被欧阳修、王安石等权威人物所赞扬，被皇帝所器重，视为国之栋梁，可以说苏轼的年轻时代是顺风顺水的。但由于政见不同于王安石的新党，即遭迫害，几乎丧命，幸亏兄弟苏辙以身家性命搭救，方才保全一命。但从此苏轼的人生道路就是一路贬谪，直到海南岛，这是一段苦难的历程，也是苏轼心灵逐渐升华的过程，并最终至于达观之境。北宋的皇帝对于士大夫是相当宽容的，待遇优厚，这样也容易造成大臣结党营私，拉帮结派，祸乱朝纲，而正直之士则极易被排挤打击，苏轼、黄庭坚等都是十分明显的例子。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一开始还锐意革新除弊，但由于任用了一批心胸狭窄的奸佞小人，使得革新变成了动荡社会，变成了打击报复，贻害无穷。并且由于宋朝实行文官制度，导致武备松弛，军事力量薄弱，而国之周围则四强林立，北宋军队几乎屡战屡败，被迫求和，对外输送了大量的岁币银，造成国库空虚。所以看似太平的北宋王朝，其实质是危机四伏。好在北宋的经济繁荣，这也是市民百姓辛勤劳动的结果，民众的生活比较富足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局面，所以苏轼的痛苦人生并不是类似于庄子、陶渊明那样的动荡社会下的人生，他的痛苦更多的是来自个体心灵世界的痛苦，这就是苏轼达观心境养成的社会动因。

其次，北宋市民世俗文化的兴起，不但影响到广大市民农商，同时也波及士人知识阶层，因此北宋的文艺思潮呈现出高雅与世俗的并行不悖，相互借鉴交融，其具体表现为儒释道三家的共同流行于世，虽然也存在着相互交锋论辩的形状，但更多的是被士大夫包容并蓄，拿来便用，自由灵活，这个特点在苏轼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。青年时期所信奉的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，和后来禅宗与老庄的思想慢慢融合，成为一体。禅宗的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让苏轼在苦难中借以求得心灵的解脱，而老庄的道家思想，尤其是庄子的言行，则启迪苏轼对天地宇宙的深刻认识，已经明白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，此后苏轼的诗文已臻达观之境，如《前赤壁赋》中的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的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中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等，所呈现出的宏阔深远的意境，为常人所不及。

其三，个人不断贬谪的遭遇并未消磨掉苏轼对社会人生的热爱。纵观苏轼的一生，儒家“兼济天下”的思想深深植入到他的脑海中，即使在不断被贬的宦海沉浮中，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理想。在黄州，在杭州，在岭南，苏轼每到一方，皆与民众打成一片，为民服务，不遗余力，毫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体现出苏轼的个人修为已经超越个人私欲的境界，在文学上的写作自然就处处呈现出与民同乐的景观。在饱经苦难之后，苏轼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番总结，就体现在这首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中。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而其中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则道尽了苏轼的人生体验，民间百姓的竹杖芒鞋，胜过那达官贵人的名车宝马，因为它无拘无束，来去自由，而烟雨蒙蒙之中的一件蓑衣，道尽了平民百姓的素朴人生，虽平淡而超然物外，不为物所累。

结语

苏轼的心路历程并不同于庄子和陶渊明，他青年时代曾经春风得意，深受皇帝大臣器重，其诗歌才华名动天下，此时的苏轼一心想的是建功立业，为国出力，哪里会想到穷守达观的事情，但是乌台诗案带来的人生挫折，使其心境一变，开始体会到人生的不易与百姓的困苦，开始领悟人生的大道不在于名利富贵，而在于精神自由，达于无为之境，所谓心与物游。此时的苏轼已经放下自我，走向民间，走向自然，将儒释道融汇一体，从而在精神上超迈潇洒，文章炼于通达之境，此为达观。